高风亮节——东纵老同志廉政事迹展

高风亮节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面对着不同环境下的种种考验,东江纵队老战士们始终本着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刚正不阿、廉洁奉公,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老战士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不徇私情


      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部队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公正无私,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廉而不秽的作风。

      1950年,尹林平的父母亲从江西兴国来到广州看望儿孙。两位老人一身农民打扮,衣着很残旧。当时,尹林平挂职广东省军区副政委,按规定军区领导同志家属来探亲,军区后勤部可免费供应一些布匹给家属做一两套新衣服。警卫员知道有这个规定,便自作主张到后勤部去领了几丈布回来给老人做衣服。这事给尹林平知道了就批评警卫员说:“虽然制度有这个规定,但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不要去麻烦公家。这次为老人做的衣服由我掏钱,往后这种事要先问一问我。”一席话,说得警卫员心服口服。

      尹林平不但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对身边的子女也一样严格要求。他的小孩读幼儿园全托,每周回家一次,都由家里的保姆坐三轮车或由警卫员用自行车去接送,从不动用自己的汽车。有一年他的大女儿考上华南师院附中,全家人都很高兴。司机兴致勃勃地提出让他开车送她到学校去报到。尹林平反对说:“这样做对孩子成长没好处,还是让她自己搭公共汽车去吧。”

      1959年经济困难时期,广东各地流行肝炎,这种病大都是营养不足引起的。当时,尹林平的两个女儿也因缺少营养患上了肝炎,家人很焦急。有的建议要他找有关方面买些副食品回来,让女儿增加点营养,把病快点治好。尹林平虽然疼女儿,也很想让她们的病早日治好,但不想利用自己的关系去搞特殊。他说:“现在得肝炎的人很多,我们不能利用官职去搞特殊,有病送医院治疗就是了。”

      尹林平一贯保持着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秉公办事,从不徇私,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公正廉明的光辉形象。

 

拒绝利诱


曾生(左)、王作尧(右)

      1939年四五月间,曾生、王作尧两支部队取得合法番号后,国民党顽固派屡次对曾、王二人展开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拉拢腐蚀部队领导。当时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四战区挺进纵队东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在抗日问题上的态度是:日军打得紧他们就让游击队去挡,日军放松进攻他们就积极攻击游击队,企图消耗抗日游击队的兵力。后来香翰屏发现这种策略消灭不了我们部队,就转而向曾生、王作尧进行拉拢,许以高官厚禄及女色诱惑,企图征服这两支部队。香翰屏更是亲自出马,一方面使尽手段,意图说服王作尧改投国民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拉拢曾生和他们合伙走私,发国难财,但都遭到曾、王二人严辞拒绝。1939年底,香翰屏约曾生到惠州开军事总结会议。会议期间,香翰屏指使他的侄子香某和顽军支队长罗坤出面约曾生出去“谈生意”,劝曾生和他们一起合伙走私。驻扎在坪山的部队对国民党贪官污吏走私漏税发国难财早就恨之入骨,每次都坚决打击。面对利诱,两位领导都立场坚定:为了抗日救国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何况几个臭钱!

      这就是我们的领导,经得住糖衣炮弹的诱惑、铁骨铮铮的领导!

 

严于律己

      抗日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曾生在香港搞海员工运,当时为了筹办一间招收海员子弟读书的海华学校,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卖了几亩地,筹款办学。后来在东江纵队工作期间,部队经济困难,为了渡过难关,曾生又征得母亲的同意,把剩下的田全部卖掉了,将卖田的钱用来补充部队的经费。

      1952年,曾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副军长。有一次,他去志愿军司令部开会,途中借宿在一户朝鲜老百姓家,房东外出逃难了,家中没有人。屋前屋后有几棵栗子树,成熟的栗子掉落地上无人收拾,警卫员和随从人员拾了一些,剥壳煮熟来吃。曾生知道后马上批评他们违犯群众纪律,要赔给老百姓。由于当时在朝鲜前线没有钞票流通,群众生活非常穷苦,他们平时的交易一般都是以物换物。曾司令就叫警卫员放下两罐猪肉罐头,一袋饼干,写下条子说明情况留给房东。

      后来,曾生回国后在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系主任正好是他的老战友谢立全。曾生一到海军系,谢立全就表示:“我的车你随时可以使用。”但曾生还是严格地按照一般学员要求自己,外出都是坐三轮车,有时就拿着一张小板凳很吃力地爬上大卡车出外去听课。他比其他同学的年纪都大,在生活上和学习上都要比别人吃力些,但这些都不影响他积极学习,成绩一直都是优秀。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生有个儿子在部队工作,看到有些干部子弟转业甚至出国留学,就想请父亲出面去说服有关领导送他去出国学习。曾生听了严肃地说: “别人的孩子留在那里工作,我的孩子也应留在那里工作,这是工作需要嘛!”儿子听后开始感到很委屈,为什么别的干部子弟能调去出国学习,他就不行呢?后来儿子想通了,认识到这是爸爸严于律已不搞特殊化的具体表现,也就安心在部队工作了。

 

 

两袖清风

      抗日战争初期,王作尧身体不大好,经常发生痢疾,但他从来没有离开部队治病,坚持带病和大家一起行军打仗,过着和战士一样艰苦的生活。到了晚年,王作尧将军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他始终坚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家属、子女要求甚严,从不以手中权力或以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去为个人或家庭、子女谋求私利。其一身正气,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1976年.王作尧将军从武汉回到广州居住。随着年纪的增大,他越来越想念家乡,经常回东莞探亲休养。开始时,他每次回东莞都住在招待所里。后来,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在战友的劝说下,他决定在莞城盖个房子。尽管当时房价并不贵,但王将军一生两袖清风,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资金一时筹措不足,最后只好向厚街村委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建房子。由于他年老体弱多病,一年多后还是无法还清这笔款,心里很是着急。直到重病,王将军仍对此事念念不忘,嘱咐他的爱人何瑛同志“一定要归还建房借款。”在他逝世三个月后,他的家人把他的抚恤金和逝世时应发的半年工资7000元,再加上何瑛同志的工资才勉强凑足了1万元。拿着这1万元,王将军的家人到厚街村委会归还借款。厚街村委会的干部执意不收,说:“王将军将祖屋都捐献给了村里办学校,借款就当作为我们对王将军捐祖屋的补偿吧。”最后,在王将军的家人坚持下,厚街村委会的干部只能收下了还款。

      时代要求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王将军以其自身的言行,为后辈作出了榜样。

 

克己奉公


      1949年9月,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为部队文艺骨干训练班作完报告后,胃病发作,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当天晚上,干训班班长樊明看到伙房做的菜很不适宜杨康华吃,就交代事务长去搞了3个鸡蛋回来给他做菜。杨康华看到饭桌上为他准备的炒鸡蛋,而不是大家吃的菜,就说:“这不是给我搞特殊吗? 这意味着剥削大家的伙食费嘛。”樊明只好说:“杨主任,你放心,绝不会剥削大家去照顾你的,是我淘的钱,行了吧。”杨康华听了之后,似乎仍不大相信,还要派人把事务长叫来弄清楚整件事后,才放下心来。

      杨康华同志生活勤俭朴素,衣服破了都是自己动手缝补。他有一支牙刷用了好多年,从南方带到北方,又从北方带回南方,一直使用,毛都差不多掉光了,还舍不得换新的。他常常工作到深夜,饿了就自己花钱让妻子到街上买碗云吞面充饥,而不愿去麻烦机关的小食堂。他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而生活上却低标准,随遇而安,从不搞特殊,不苛求于别人。

      杨康华对党只讲奉献。从入党那天起,他的工作岗位、职务、级别都是服从党组织安排,从不讨价还价。上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同志拟把他调到北京周总理领导下的一个单位工作,但后来却因广东工作的需要未能成行,他也愉快地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留在广东。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房子、车子、生活待遇等向组织讲价钱,闹别扭,也从不与别人攀比,“不羡浮名,不图财利”,一心只扑在工作上。

      杨康华常常告诫自己的子女:父母一辈的功劳与做子女的无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搞一点特殊。他的儿子在上高中、大学时,甚至没人知道他的父亲就是杨康华。子女们都是以自已的能力做工作,从来不以父母的名义搞特殊。

 

舍己为人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党中央下令香港分局组织营救滞留在港的数百名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连贯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书长兼支部书记,参与了这次营救行动的全过程。

      当时香港有几十万人口,因为淡水、粮食紧缺,所以鬼子就将很多难民赶回内地。连贯接到任务后,为了确保营救行动顺利完成,顾不上自己的家人,他只是简单地对妻子说了一句:“我接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就带着孩子跟着难民一起走吧。”就这样,妻子带着三个小孩跟着难民一起出发了。当时孩子都还很小。连环雄是老大,8岁,老二连环球4岁,老三连环图才2岁。一路上,母子四人先是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后来又被强盗劫走了部分财物,所幸都没有受伤。到了惠州,住进一个小旅馆,连贯的妻子发现隔壁旅馆住了一群人,看起来都挺有文化的样子,其中有些人还很面熟,似乎曾经到过自己家里,情急之下就找到那群人,说:“我们是连贯同志的家属,现在要到老隆去和连贯会合,路上被抢了,走投无路,你们正好有船到那里,船也还够地方,请求将我们也带上。”那些人正是连贯奉命护送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他们听了她的话觉得很奇怪:我们从香港一出来就有人护送,一路上都有工作人员安排,而作为连贯的家属,怎么会沦落到跟难民一起逃难呢?但是眼看一个弱女子带着三个小孩逃难,十分可怜,想想反正船也有地方,就将信将疑地把他们带到上了船。到了老隆见到连贯,才知道果然是连贯的家属,那些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都很感动。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为了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的安全,连贯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即便是面对自己亲人的安危,亦是如此。

 

热血忠魂


      原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飞鹰队”中队长何通同志,解放后曾担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文革三年灾害时期,全国闹饥荒,当时何通正在军事学院任教员,虽然享受国家特殊待遇,但也不过是以红薯面为主食。有一次,组织上号召支援灾区,何通就毫不犹豫地将家中积攒下的半袋子一直舍不得吃的白面上交了。没多久,他的小女儿就因营养不足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肝炎。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抗日将士,在和平时期依然有着无私和博大的胸怀。

      何通同志戎马一生,久经考验,他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对事业对工作无比热忱,对同志对战友无比热爱。2001年10月,身患重病的何通同志以满怀豪情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与病魔进行抗争,写下了一份恸人心肺的《诀别》:

      铿锵如磐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共产党人不灭的赤诚!斯人虽逝,风范长存!

 

一身清廉

      原东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卢伟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坚持与战士们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不摆老资格,居功自傲。解放后,卢伟良从事检察工作,曾担任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他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敢于讲真话,对“左”的错误决不附和。文革期间,卢伟良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他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是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人们赞扬他是“活包公”。

      每当干部群众在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时,卢伟良总是热情地帮助解决。在英德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正值经济困难时期,他全家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米做成饼送到农场。而他却舍不得一个人吃,全部分给农场的工人。老区群众来探望他,他也总是周到地招待他们并腾出自己的房间给他们住,而自己宁愿睡在客厅的椅子上。他说:“战争年代我们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今天我们的日子过好了,也不能忘记他们啊!”

      卢伟良为官清廉,在生活上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搞特殊化。虽然身任省副检察长职务,而他家乡梅县大坪乡草塘村的祖屋,却是低矮破烂。他身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尤其为叶剑英传记提供了许多线索和资料,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忠心耿耿

      原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支队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邬强同志,早在1930年4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土地改革时期参加暴动失败,有一段时间和党组织断了联系,但他的心自始至终向着党。1938年日军入侵华南后,他重返广东找到了党组织,从事组织地方抗日武装活动。

      邬强同志这一段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经历,使他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被隔离审查,诬陷为假党员,迫害三年之久。真金不怕火炼,历史证明了他的忠诚和清白。邬强同志被平反后回到广东省军区,姿态很高,心平气和,从容自若,毫无怨言,默默地投入紧张的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计个人得失,能屈能伸的品质。

      离休后,邬强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共同承担领导组织编写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的工作,他熟悉历史情况,又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分析能力,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能提出正确解决的意见。一些重点战例如东莞黄潭战斗、百花洞战斗、梅塘战斗等著名战斗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邬强同志都亲自主持与执笔编写的同志斟酌研究,直到写准写好为止。他一直到八十高龄还坚持工作,眼睛患白内障,视力很差,但依然是孜孜不倦地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翻阅文稿。

      邬强同志这种忘我奉献的敬业精神,对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起到了直接带头作用和教育作用。

 

涓滴归公


      游击队成立初期,我党没有充足的经济支柱,部队的费用支出部分主要靠自力更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华侨捐款和各界义捐。这些捐款全都用于革命事业,没有一个领导和战士私自用过一分一毫,每一笔捐款都有明确的出处和用途账目,包括战士们的衣食住行、伤员护理、烈士抚恤金等等,每一项每一条都收支清楚,账目清晰。在那个艰苦年代,我们的部队领导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下的同时,也以自己严于律己的行动,赢得了战士的信任和人民的支持。

      据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政治委员陈达明同志回忆,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英军投降,留下很多枪支弹药和大量物资。当时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承担了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封锁敌人的交通线;二是抢救物资运回总部。这些物资多数是棉纱之类的急需用品。另外,海上游击队还通过税收,为部队提供重要的经济来源和装备保障。作为这些物资和税款的第一经手人,港九大队的领导和战士们廉洁奉公,没有一个人占为己用,全都完好送回总部进行统一分配。铁一般的纪律铸造了无坚不摧的部队,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鞠躬尽瘁


      1997年11月11日,为庆祝惠东县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七十周年,时任广东省老区建设研究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黄业同志,欣然接受老区人民邀请,抱病参加纪念大会,代表当年在高潭战斗过的老同志、老领导发言。他声音宏亮,鼓励老区人民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扬光荣传统,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开拓未来,建设革命老区。散会后,黄业同志又不辞辛劳,驱车10公里的崎岖山路,到正尾山村探望病卧不起的兄弟朱阿水革命老人和他的一家,还拿出自己身上二仟多元人民币交给兄弟朱阿水老入和资助群山环抱的正尾小学发展教育。下午临走时,欢送的人群把黄业同志和他的专车围得水泄不通,黄业同志一一向周围群众道别。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黄业同志因操劳过度,当晚就住进了医院,2天后就与世长辞了。

      黄业同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不搞特殊,不居功自傲,不为自己和家属子女谋取任何私利,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内举避亲


      原东江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总队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郑群,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惠阳地委书记。郑群清楚,我们党的干部路线历来都是任人唯贤,他告诫自己,在用人问题上一定不能搞“近亲繁殖”。

      郑群的大哥有个儿子叫郑灵光,因小时候得过中耳炎,耳朵中度失聪,高中毕业后没能继续念书,在农村当了个赤脚医生。大哥见儿子身体有疾,希望郑群能给他在城里找一份安逸一点的工作。当年郑群任韶关地委副书记时,大哥曾多次暗示郑群,灵光本人也找了叔叔好几次。郑群觉得大哥一家为父亲付出了很多很多,也很想把自己没能孝敬父亲的愧疚,从对大哥一家的报答中弥补回来。所以他一时不好拒绝,就把灵光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反复观察和考虑了一段时间,觉得灵光并不“灵光”,介绍他到哪个机关去都不大合适。最后还是用“我这个副书记说话算不了数”为借口,极力动员灵光回家务农。

      郑群在担任惠阳地委书记期间,个别亲戚和老乡找上门来,想通过他谋取一份体面的工作。按说,这对于地委书记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郑群依然是坚持原则,从不谋取私利。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身为地委书记的郑群可谓“得道”矣。但是,他的家人、亲属,却全被他挡在“腾达”的大门之外。

      郑群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漠者吗?不!为革命,他敢冒枪林弹雨;对部下,他极尽体恤关心;为民生,他上下奔走呼号;对家人,他则似乎什么都不能。他说过:“我是地委的一把手,我的行为有一种无形的示范作用,在亲情与原则面前,我只能选择后者。”

 

死而不已


      原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陈一民,解放后曾担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享受副市级待遇。他一向和蔼可敬,没有官架子,经常到与同志们打成一片,从不对部下发脾气。根据规定,按照他的职务待遇,离休后随时都可以安排公务车使用。但陈一民同志从来没有用公务车为自己办过私事。他住在越秀北路时,看病拿药都是自己走路去。后来搬到天河体育东路,到东山办事或开会,他总是自费坐地铁来回,从来不叫车接送。

      2005年重病住院后期,陈一民同志自知命不久矣,临终前还想着为国家节约医疗费用,拒绝做抢救治疗。在最后的清醒时刻,他又嘱咐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献给暨南大学华侨医院,用作医学研究。陈一民同志的一生,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甚至临死也不忘捐献遗体用作医学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不已”。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令人敬仰。

 

不求功利


      莫浩波和夫人黄媛都是东江纵队的老战士,为革命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革命功绩一直很低调。莫老打仗的时候右腿受过伤,但是他从来没对别人吐露半个字,解放后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本来他是1938年4月入党的,由于笔误,写成了1938年9月参军,待遇上有较大差别。很多老战友劝他去改过来,但是他从不计较这些,他说:“连命都舍得,还有什么不可放弃呢?”一直到他逝世,他也没有去改档案资料。莫老对自己的后代要求很严,从不为自己的子女谋求特殊权利,几个子女都是普通工人,连自己的儿子去参军都是按照程序参加村里的选拔,符合条件后才被推荐上去的。

      多少曾经奋斗在最前线的老党员,以其发自内心的信仰,始终如一的赤诚,以身作则,无声地净化社会风气。他们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的感人事迹,同样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体现,而且更具现实意义。

 

先人后己


      东江纵纵女战士比较多,大部分安排在医务所和后勤部工作。担负救护伤病员工作的女卫生员们,同时要兼顾掩护、保卫、照顾伤病员的重任,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在粮食短缺的时候,卫生员们宁愿自己吃差的或者饿着,也将粮食留给伤员,保证他们有基本的食物恢复身体。很多时候,卫生员们带着伤员离开部队分散隐蔽疗伤,没有钱也没有食物来源,但是她们对伤员依然不离不弃。为了给伤员争取到食物,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到隐蔽点附近去动员老百姓支援粮食。找到的食物基本都给了伤员,偶尔找到点肉也都是全部留给伤员,自己却吃野菜啃野果充饥。

      原东纵卫生员黄锋同志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真是同生死共患难,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东纵医务所的时候,一仗打下来,那些不能动的伤员躺在地上不能翻身,结果就长了很多小红点,像米粒大小,有的甚至全身溃烂。有一次,我们部队里有一个从国民党那边投诚过来的医官,带着我们去捉蛇,煮了一大锅蛇汤给伤员喝,喝完以后对治疗皮肤溃烂效果特别好。为了让重伤员尽快恢复体力上战场,煮出来的那一大锅蛇汤全都给了他们喝。而我们自己哪怕是身上长了虱子又长疮,谁都舍不得喝一口。但那时候大家都很乐观,面对再大的困难也不觉得难受、生气,大家还是哈哈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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